教师节，重新认识一下这两位教育界“鼻祖”

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,首先向各位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们致敬!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这是唐代大家韩愈《师说》里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解释,而提到教育工作者,不得不说一下这两位教育界工作的“鼻祖”。

中国古代有一位大教育家,始终不渝地践行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政治信念,奠定了我们民族两千余年的文化血脉。

中国近代也有一位大教育家,提出了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宗旨,引领着他的大学,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最前沿阵地。

远的那位是孔夫子,近的这位是蔡元培先生。他们都胸怀改变时代的大志向,起初走政治路线,后来又投身教育,为了实现理想,不怕委曲求全,也不惜动用雷霆手段。

蔡校长的“温”与“厉”:

没错,两位老先生都不是好惹的文弱之辈,都既有胆量,又有身手。

在历史记载里,孔子的气质是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”,也就是既温文尔雅,又威风凛凛。我们想啊,他周游列国,时常身处险境,性格和体能一定很强悍;我们知道,孔子有不少本领,驾车和射箭相当好,武功可能也不错。他在政治上也是狠人,在鲁国掌权时,诛杀大夫少正卯,拆除三家上卿的城墙,都是用强硬手段触碰矛盾。

蔡元培也一样,他本来是个绍兴书生,生于1868年,也就是清同治七年,他23岁中举,26岁中进士,28岁进翰林院做编修,如此少年得志,简直可以写到戏里去。但他受了甲午战争的刺激,居然辞官还乡,跑去参加革命党了。他秘密创立光复会,加入同盟会,进行军事训练,自己动手制作炸弹,打算刺杀朝廷王公大臣。蔡元培说,“自36岁以后,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。革命只有两途:一是暴动,一是暗杀。”我对比了一些历史资料,对蔡先生当时的想法有些新理解。他不是热血莽撞,而是认为这种行动代价最小。他的女儿回忆,蔡元培认为中国当时很虚弱,经不起大的牺牲和折腾,所以他反对用战争手段推动革命。在革命先行者里,蔡元培一直代表着理性。当他的革命党同志喊出“杀尽鞑虏”的口号时,他提出,满族人的血统和文化已经和汉族混合,只要清政府能放弃特权,汉族人就没有排满的必要。后来,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,学校里出过一次反对收取讲义费的学生风波,几百个学生包围了红楼。蔡元培出面制止,有学生说他倚老卖老。这位五十多岁的老校长挽起袖子,拉开架势说:“我是从明枪暗箭里历练出来的,你们要是有手枪炸弹,只管拿出来对付我。我跟你们决斗!”可能有学生知道老校长过去是干什么的,互相拉扯着散了。林语堂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过,他去北大见蔡校长,只见办公室的玻璃柜子里摆着炸弹和手榴弹,把他给吓了一跳。

在孔子的时代,士人就是得文武兼备才能服务好君主,后来就少有了。

有科举的这1300年里,造反、搞暗杀的翰林,只有蔡元培一人。凡是改变国运的道路,他都要亲自试一试。这种理想主义是任何理论都不能替代的。

什么是美育?什么叫博爱?

后来,孔子和蔡元培的政治抱负也各有失落。他俩的应对方法,都是继续怀抱大的宗旨,变通行事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圆内方。

孟子称孔子为“圣之时者也”,被鲁迅半开玩笑地翻译成“摩登圣人”,就是能快速地接受现实,调整自己。得不到施展的机会,他就退而求其次,靠推行教育来影响社会,结果是比他直接搞政治的影响要大得多。

蔡元培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要从头改造中国的教育。他当初就不看好康有为的变法,认为不从根本上培养人,靠四不像的君主立宪,一定要失败。之后,为了学西方的科学文化,他自学过七门外语,四十岁去德国做老留学生,前后五次出国,留学12年。蔡元培一开始主张实业和科技救国,后来改学哲学、心理学、美学和人类学。这是他的视野提升了。单纯学科学技术,可能又被淘汰,但培养出科学精神就不一样了。学哲学、学美学,也正是吸收现代文明的内核。

辛亥革命以后,蔡元培做过教育部部长、北大校长、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,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行政,他总能找到干练的帮手为自己打理实际事务,自己负责确立宗旨、制订方针。很多回忆文章都说,蔡元培平常好像不善言辞,不爱谈论时事政治,但一说到教育、思想和文化,就变得口若悬河。他的学术体系,主要包括伦理学、美学和教育思想。值得一提的是:“美育”这个词,是他从德语翻译过来的。美育就是审美教育,也就是把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,“德智体美劳”并列的说法,也是蔡元培提出来的。他有一个观点叫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,他认为,宗教已经在现代文明中没落了,西方的宗教,是一种惯性,中国没有,也没必要有。

他认为宗教是保守的、强制的,而美的教育是现代的、普及的。他的这个判断,王国维有不同看法,宗教在民间社会有不可替代性。这一点上,我觉得王国维有道理,而蔡元培重视美育的观点,还是正确的。他在北大开美学课,支持艺术社团,创办国立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,不是个人兴趣使然,而是从培养现代民族文化的大宗旨出发。只要在宗旨框架内,蔡元培就很灵活、很善于妥协。

他主持北大时开了男女同校的先河,他估计到社会上将会有强烈反应。但他也早就看准了教育部没有出台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——这个条款,是他当教育总长时拟定的,很可能就是自己预留的制度后门。即便如此,他也只是让女生旁听,不去向教育部报备,免得彼此伤面子。他崇尚法国大革命中的公民道德纲领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,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特点,他把“博爱”翻译成了“友爱”。和保守派论战时,他的方法是四两拨千斤。他说,自由是什么?就是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了,也就是圣贤说的义;平等是什么?就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是圣人说的恕;友爱是什么?是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是圣人说的仁。这下,对方没招了,你反对蔡元培,就是反对孔子。

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

说到孔子啊,我们再接着比较一下,孔子和蔡元培的实用主义,有很大不同。

孔子对不同的政治立场,那是杀伐决断,绝不姑息,而蔡元培呢,我们知道,他最伟大的精神就在于宽容并包。

蔡元培在1916年、49岁出任北大校长以后,办学方针是16个字: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。为学问而学问,让不同学术思想自由发展。

当时的中国有多少党派,北大就有多少党派;有多少个学派,北大就有多少学派。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,《新青年》在这里建立了编辑部,蔡元培也是撰稿人之一。和《新青年》论战的保守派杂志《国故》,他也给予支持。有的学生不理解,蔡元培崇尚革命新思想,为什么要请思想保守的辜鸿铭、刘师培来当教授?蔡元培回答,他们的学问足以当你们的老师,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。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、刘先生的国学,又不是要你们和他们去学复辟。辜鸿铭这个怪老头儿,一辈子眼高于顶,只佩服蔡元培。他有时候说疯话,说自己拥护皇帝,校长是学校的皇帝,所以他拥护蔡元培。但他也说过心里话:“中国只有两个好人:一个是蔡元培,一个是我。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,不肯做官,就去革命,到现在还是革命;我呢?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,一直保皇,到现在还是保皇。”这也算是种让蔡元培苦笑的惺惺相惜。